经济体制改革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际的伟大实践，同时又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举，是理论创新的取之不竭的源泉。只有坚持改革，才能谈得上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的描述和设想，并没有为我们建设和管理社会主义提供“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语）。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实践证明，这些设想并非全部都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的问题，是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固有属性和本质特征的重大问题，因而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实际问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都以为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同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对立的。反面的教训已经表明，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的体制，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阻碍了集约化经营的实现。经济学界也曾有同志用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来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但是，当代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并没有给我们揭示出商品行将消亡的前景。从理论上说，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至少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探讨：首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商品消亡，是两个有联系但又有原则区别的不同过程。商品消亡所需要的条件要比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需要的条件复杂得多、艰巨得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能解决社会化生产力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决不能立即创造出商品消亡的条件，决不能消除商品货币赖以滋生的基本矛盾——社会劳动和个别劳动的矛盾。商品消亡所需要的条件只能靠社会主义自身来创造。其次，私有制消灭后，能否立即实现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即劳动者个人或集体的劳动在进入生产的全部过程之前就具有社会必要劳动的性质。显然，社会主义还做不到这一点。公有化的劳动依然是一种有差别的劳动，即有劳动熟练程度的差别，物质利益的差别，劳动态度的差别。不承认这些差别，就会导致交换上一平二调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再其次，商品的资本主义性质从整体上说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社会性，但是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商品本身是否依然适应社会化的生产力？答案是肯定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商品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具有继承性、延续性、独立性的特点，为什么至今仍就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总之，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不应当固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消亡的理论，而应当创立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并以此为根据，构造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结构，设计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但是，这种创新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一般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扬弃中有坚持，坚持中有创新，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社会主义阶段存在商品货币的观念，经过斯大林长达30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形成了一整套僵化的理论，并占居主导地位。这种僵化的传统观念如果只限于书斋内争论或仅停留在书本上，那么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尚不会构成多么大的不利影响。问题就在于，它恰恰是“左”的经济政策和传统体制的理论根据。陈旧僵化的观念，“左”的经济政策，集权模式的体制，这三者胶结在一起，互相影响，并形成了一股窒息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的合力。所以，唯有全面系统地改革，才能冲破这种合力，才能冲破理论上的僵化状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重新焕发出灿烂的光泽。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客观趋势。改革事关全球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竞赛的前途

  要认清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和对外开放的不可逆转之势，充分地估量我国改革的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必须把我国改革置于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竞赛的总格局中来考察。

  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世界上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竞赛的形势和格局。帝国主义强国曾经几度妄图用武力和经济封锁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最后总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承认现状，另辟战场，力图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制度一决雌雄。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互相交往、互相竞赛，这是大势所趋。这场竞赛不仅关系着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巩固和安危，而且关系到人类的发展前途。面对着这种既竞赛又交往的总格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作出两种抉择：或是勇敢地迎接挑战，充分的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的优越条件，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利用国外市场、资金和技术，赶上并超过对手；或是闭关锁国，安于现状，自满自足，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而爬行只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人欺凌、摆布。对外开放，迎接挑战才是我们应当作出的唯一选择。

  在这场竞赛中，西方发达国家有劣势，也有优势。这些国家经济实力丰沛雄厚，科技和教育发达，但它们无法克服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因此这些优势所提供的潜在发展可能性不能完全转化为现实。然而，在经历了30年代那场波及全球的大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政府及其谋士们转而重视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求通过调整财经政策，改进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手段和方法来调节供需矛盾，调整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挽救经济发展的颓势。战后这些国家经济的复兴，近20余年科技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表明这些措施在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方面，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同时也表明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

  社会主义制度是新生的幼儿。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我们在经济方面有先天不足的劣势，但有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制度方面的巨大优势。然而，近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形象却受到了损害。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劣势是不容回避的、必须花很大力气才能克服的难题；优势只是潜在的发展可能性，必须有正确的路线、适应生产力性质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要求的经济体制及发展的策略，这种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的优势。近几十年社会主义制度显得缺乏生机和活力，正是由于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传统的发展的策略造成的。所以，唯有改革才能重新焕发起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正如同志指出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吸引力。

  5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各国先后开始了改革传统体制的尝试。可以想见，如果把那场刚刚萌发的改革坚持到底，可能早就建立起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但是，除了个别国家之外，其它国家都中断了改革，走了回头路。我们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浪费了20多年时光，逐步扩大了我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80年代，东方国家的改革再度兴起，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我们正在从事的改革，是把生产力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一场革命。在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之后，我们面临着二位一体的任务：建立经济体制和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实现这两项任务是离不开改革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和交换方式。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时期，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人们也不能无视这个规律的作用，无视生产力这个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列宁指出：“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我们从来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到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曾想到，说我们也可以根据某种预定的指示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列宁选集》第3卷第570页）因此，“我们有时甚至在一个短时期以内都要几次改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管理形式、管理规章和管理机构”（同上，第569页）。

  但是，这次改革不是在个别环节上局部地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要对作为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做全面系统的改革，即实现经济体制模式的根本转换，并非去完善原有的体制。并且，这个矛盾积累已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旧体制属于带有自然经济和战时经济因素的计划经济模式。它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生产力性质是根本对立的。本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工人阶级的本性使我们有可能自觉地、主动地、适时地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推行经济改革。但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的曲折过程表明，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政治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作用的结果，加剧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生产力被迫起来反抗陈旧的生产关系，用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来惩罚无视它的作用的人们。我们的改革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探求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伟大试验。

  实事求是地说，社会主义模式迄今为止仍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过程。同志说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只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逐步升华到社会主义自由王国。改革是实现这个飞跃的必由之路。原有体制从总体上说，虽然姓“社”，但它的基本方面或者说许多方面歪曲了科学社会主义，把一些非本质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固有的属性，把某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当作社会主义本质因素。这是导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根源。

  首先，以行政型指令性计划为核心的传统体制，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它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即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和经济封锁，战争威胁迫近的艰难条件下，为了动员和集中有限的资源，尽快地建立起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实施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只能求助于行政指令性计划体制。既然企业一定承担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令的义务，国家就应当相应地对企业承担供销和盈亏的义务。统收统支、统一调拨正是指令性计划的必然产物。这三者互相依存、三位一体构成统一的运行机制。这种体制同社会化商品经济之间有着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央集权否定了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和权力，不适应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按行政层次和行政系统组织经济运行，分割了全国统一市场，造成了行业间、企业间、地区间各自为政、互相封闭；按照行政指令生产和统包统配，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不能按需生产；按照行政层次处理经济信息同社会化生产信息量多、变化快不相适应，滋生官僚主义、文山会海。

  其次，旧体制在许多方面或基本方面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扭曲。由于把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混为一谈，把平均主义混同于按劳分配，把行政体制运行机制同经济自身固有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结果导致了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公有经济被歪曲为排斥交换和市场的自然经济，等价交换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被平均主义分配所取代，战时经济的运行机制代替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可见，旧体制深深地打着自然经济和战时统制经济的烙印。

  再其次，旧体制中还含有人们强加的某些非社会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经济关系中存在旧社会的残余和痕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旧体制中存在的某些非社会主义因素却属于另一种性质。这些旧的因素不是生产力状况引起的，而是由于政策和体制的弊端造成的。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旧社会遗留下的分工和人们终身束缚在某种职业上，还不能消灭。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劳动者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更不意味着应当把劳动者终身固定在某个单位某种岗位上。旧体制关闭了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实行统一调配，不仅难以实现人尽其才，而且剥夺了劳动者个人择业自主权。显然，这种体制同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主地位是相对立的。又如，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生产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应当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但是在旧体制下，由于实际上存在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部门间、地区间、企业间互相封锁，互相割据，各自为政，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建设、重复布点、重复生产，阻碍了分工和协作。这种落后的封闭体系早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化商品经济冲垮，然而传统体制却使它在新形式下重新复活。

  总之，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十分明确的。至于在改革进程中，有极少数人想把我国的改革事业拉上“全盘西化”的道路，是来自外部对改革的干扰，这与改革自身的性质是截然对立的。正如有人从“左”的方面指责改革“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是“干资本主义”，竭力贬低改革，难道我们因此便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