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科技频道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贝尔实验室，那就是“站在通信行业的最前端 。在通信行业，基本上没有人不知道贝尔实验室。这个成立于1925年1月1日、隶属于美国朗讯科技的著名研发机构已经产生过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它不仅平均每天产生4项专利，还是按键电话、晶体管、信息论、C语言、光纤、蜂窝电话等等的诞生地。可以说，近一个世纪以来，几乎人类通信史上的每项进步都与贝尔实验室息息相关。不过，现在情形有所改观。新的突破性的通信技术层出不穷，它们已经不完全出自贝尔实验室。

  身为贝尔实验室亚太和中国区总裁，年届60岁的许浚博士对此很坦然：“这不是贝尔实验室的原因，而是很正常的现象。贝尔实验室的历史任务在改变。”

  许浚博士总结说，贝尔实验室对高新产业的贡献有两个，一是作为朗讯科技的研发机构对朗讯本身的贡献；二是很多竞争者当初都是源自贝尔实验室。目前贝尔实验室的科研重点主要集中于以下5个领域：微电子、光网、数据、无线和通信软件。

  去年朗讯的业绩不太好，股价跌得只剩原来的1／4。作为朗讯的研发机构，贝尔实验室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许浚博士说，朗讯成立4年，最大的考验是 2000年。公司业绩不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科学家们的薪水会受一定的影响，不过工作环境不会有什么改变。

  在通信产业里，只要与信息有关的都与通信有关，这个行业面临的是世界性的竞争。许浚博士说，具体到朗讯目前的状况，主要与两个因素相关。首先是大的环境不太好，这两年IT公司扩充得厉害，CISCO、IBM等等大公司都不太好；另外， 2000年公司本身确实做得不太好。许浚具体分析说，这既有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执行方面的问题。大部分高科技公司都是在执行的时候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具体到朗讯， “光”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信科技从“电”一枝独秀，到“电”与“光”分庭抗礼，朗讯看到了这个趋势，但是行动慢了，执行上出了问题。

  在高新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是速度，谁速度快谁就会赢，一点点偏差都会落后。 “所以，战略方向固然重要，但执行上也得活用‘孙子兵法’。”许浚博士这样比喻。

  在通信业内，大家都很认同这样一句话：小公司做技术，大公司做市场。小公司反应快，但资源少；大公司资源多，但很少能很快地对变化做出一定的反应。许浚说，其实在“光”上做得好的、快的都是小公司，但他们没办法占领大的市场面，最好的结果是被收购。许浚说，在“光”方面朗讯做得不好，主要是市场没有看得很准，速度没有做得很快。朗讯正在把光的部门分成十几个小公司，为的是加快速度。 “如果有大公司的品牌，加上小公司的速度，就能无往而不胜。”许浚说。

  目前，贝尔实验室全球有大约3万人。其中大约有10％的科学家做基础性研究，另外90％的科学家在做面向市场的技术和产品研究开发。“他们的结合对公司的竞争力很重要”，许浚评价说，“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对于做出来的东西有没有用，不是太在意。但是面向市场的科学家，就要考虑速度、方便性，要考虑人们的需求。我们要在基本技术与基本需求找一个交界点。在基础研发领域，我们对失败的容忍度会比较大，因为越接近产品，对失败的容忍度会越小。新产品我们不容许失败。因为在产品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就已经包含了测试、找错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科学家对失败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在这点上，中美文化的差异很大。美国的文化从小就鼓励做事情，对失败的容忍度很大，认为失败会对成功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何接受失败对未来有很大影响。而在中国，失败被看作是很严重的事情，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科研人员做创新发明就会比较辛苦。许浚博士说，日本的国情也是如此。这也是怎么回事近10年来在高新技术发展上美国比日本快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很多世界知名的通信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比如摩托罗拉成立了中国基础研究院；阿尔卡特把其亚太区的研发总部由新加坡搬到上海；贝尔实验室也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研发分支机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会形成一个新的世界高科技的研发中心？许浚博士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现在没有哪家大公司不把中国当成重要的市场。但是还应该看到，很多跨国公司仍然只是把生产放在中国，因为人工便宜，人又很勤劳。这样虽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是光代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不够的。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提高技术的层次。

  许博士说，中国提出的“市场换技术”的战略非常正确，但执行起来会有困难。因为技术的转移，需要接受的一方有消化能力，而这在国内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国内的一些高校科研能力确实很强，但他们做的只是基础性研究，与市场是脱节的。现在的情况必须要把基础研究、市场、产品化3个合在一起做。有些企业有市场、有研发能力，但要把他们很好地结合起来，很快地把产品推向市场，真的很难。

  “所以，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的硅谷，我觉得不大可能，因没有那么多钱做失败的投资。中关村要发展高科技，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高校的角色。政府的工作是要把大的环境做好，不求快。另外，高校与市场的结合一定要密切。在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商学院不在外面开公司的教授几乎找不出来。不过在中国，学校和企业以什么样的模式结合比较好，目前还不知道。”

  “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许博士谈起这点颇为自豪。为什么贝尔实验室能吸引到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加盟？许浚分析说，主要是以下3点原因：首先，建立一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队伍不是短时间就能做成的，要花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贝尔实验室作为朗讯的研发机构，朗讯年年都会从营业额中拿出11％左右作为贝尔实验室研发的基金，去年这笔研发经费有40多亿美金。而贝尔实验室成立已经76年，这种持续的资金的投入和时间的积累非一般研发机构能与之相比。第二，贝尔实验室的理念就是吸收、维持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贝尔实验室有两点是别的地方做不到的：与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一起工作；做出来的东西很多人会用。许浚说，科技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对工程师来说，做出来的东西能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一定的帮助，这是最高兴的事。第三，好的环境。与好的人一起工作会慢慢的好，坏的会被淘汰，所以科学家门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机制重要，人也很重要。贝尔实验室如何明智的选择和培养自己的员工？许浚说，这要分来贝尔实验室之前和之后两方面。在来之前，我们到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学生。当然更重要的是来了之后，每一年我们都有年终考察。如果做产品，短期之内就能看出他的能力是不是很强；如果做基础研究，我们就考察他2至3年，看他出了多少专利，多少论文，做的东西是不是质量很好。2000年，朗讯在市场做得不成功，这在我们的业务考评上就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对于年龄本身，我们大家都认为不是重要的考量。但我们大家都希望雇佣刚刚毕业的人，因为他们可塑性很大，会养成很好的习惯。

  国家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科学院的一次统计根据结果得出，中国科学家愈来愈年轻。我国的科研队伍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科学技术人员占到62．9％。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曾在一次演讲中笑称自己是一个“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那么，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也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吗？许浚说，“一个科学家的贡献可以分几个不同的层次。科学家出成绩最多的大约是在30至40岁的阶段。过了这一阶段，科学家自己的创造力降低了，但会作为其他人的楷模继续发挥他的贡献。的确现在有出成绩的时间越来越提前的趋势，但是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智慧。”许浚说，知识的获得并不难，难的是智慧。

  贝尔实验室纵然是很多通信业内学者的“圣地”，但每年也会有大量的人从这里离开。据许浚估计，每年离开贝尔实验室的人大约占到公司员工的8％至10％。以贝尔实验室目前约3万人计算，差不多每年有两三千人离开。对此，许浚说，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一些人离开是他们不适宜在贝尔实验室继续工作，而更多的人是希望在别的地方有更大的发展。许浚说：“如果想留的人我没有留住，那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我就要思考怎么样把环境做得更好，让他愿意留下来。”

  作为贝尔实验室的高级副总裁、亚太及中国区总裁，许浚这样总结自己的管理之道：把对的人放在对的地方，让每一个人知道做什么，如何做。许浚说，管理普通公司和高新技术公司会有很多不一样。普通公司做得都是以前做过的，只需要做得更好；而高新技术公司做的都是以前没有的东西，挑战性很大。他的经验是，越靠近产品，管理越要严谨。

  那么，做高层管理者和做科学家矛盾吗？许浚说，“这要看个人的兴趣在哪里，做哪一方面会有成就感。当初我也可以带个小团队，做比较深的研究工作，但我自己的兴趣是带大的团队，做大的计划。”

  偏爱古籍、古董，为人谦和的许浚博士说，闲暇之余，他会与太太一起去转转北京的潭柘寺、红螺寺和众多的博物馆。“我对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许浚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