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启蒙教育是青少年儿童更好地了解与探索职业的重要方法，是促进个体社会化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环节，在帮助和指导个体提高职业认知、培养职业兴趣、设计职业规划、促进职业发展等方面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职业启蒙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持续升阶的系统化的育人活动，伴随着个体认知水准不断提升、身心发展日趋成熟、社会化进程持续深入等情况的发展变化，对不同学段学生实施有层次、能升阶、针对性强的职业启蒙教育就显得尤为关键和必要。习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这为新时期我国职业启蒙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渗透融通，在普通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培养掌握技能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能力。”由此，探究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问题，是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现实举措，是推进职普深度融通、实现“五育并举”的重要方式。因此，对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意旨、运作机理和优化路径进行多维透视和系统分析，将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乃至整个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

  从相关学科领域、理论背景或研究视角对职业启蒙教育概念内涵进行科学解构和重构，是开展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研究的重要基础和逻辑起点。

  职业启蒙教育是我国本土化词语，国外对其有多种称谓。美国称之为“生涯教育”，德国则称其为“前职业教育”或“职业教育的预备教育”。从瑞士索绪尔提出的结构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来看，国外这些称谓并不能全部表达职业启蒙教育的丰富内涵。从语义构成来看，职业启蒙教育是一个组合词，实指“职业”“启蒙”和“教育”三个基本词语，“起点在‘职业’，关键在‘启蒙’，目的在‘教育’”。而从职业启蒙教育概念内涵边界及外延层维来看，其实则是一个“启蒙—职业启蒙—职业启蒙教育”逐次聚焦和内化衍生的演绎过程。一是关于启蒙。“启蒙”一词在我国最早可追溯至东汉。应劭在《风俗通·皇霸·六国》中明确提出：“每辄挫衂，亦足以祛蔽启蒙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启’释义为‘开也，从攴，启声’，‘蒙’则为‘蒙昧’。”在此语境下，将二者连在一起则为“祛蔽蒙昧，对未开蒙者进行教化和开导以祛昧”之义。《辞源》则将“启蒙”定义为“开导蒙昧，使之明白贯通”。《现代汉语词典》将“启蒙”概述为两层含义：“一是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二是普及新知识，使摆脱愚昧和迷信。”而在西文早期语境中，“启蒙”则具有个体驱逐黑暗、追求光明之意，同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认为：“‘启蒙’是人类对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人们在缺乏指导时，武力运用自我理性的状态）的摆脱。”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蒙昧作为一种不成熟、不理性的状态，需要他人或外在力量进行开导和解脱。由此来看，“启蒙”是一种他人或外在力量对个体进行教化和开导的过程，指导和帮助个体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待发展走向完满和成熟，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超越自己。二是关于职业启蒙。在某种意义上，职业不仅仅是个体获得主要生活来源的媒介，还是个体与社会发展紧密连接的重要方式。就像杜威所表述的那样，“职业是唯一能使个人的特异才能与他的社会服务取得平衡的事情。”就基本词义而言，职业启蒙实则是他人或外在力量围绕职业主题或聚焦职业领域对个体进行祛昧或开化，旨在帮助个体获取职业知识、开展职业探索、树立职业理想、习得职业技能、规划职业道路等，引导个体职业认知水平、职业技术本领、职业规划能力等不断的提高。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发现，当前有关职业启蒙的论述总体可分为职业生涯指导论、职业意识培养论和儿童劳动技术课程论三种思路。三是关于职业启蒙教育。教育作为一种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的能动性社会实践活动，在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构建精神、启迪心灵、健全人格、彰显个性、释放本心等重要作用。通过对“启蒙”和“职业启蒙”相关内容的概述和剖析，我们可以对“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的概念内涵做出以下基本判断：教育对象是3~18岁的幼儿、儿童和青少年，对应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实施者主要有政府、学校（幼儿园、中小学校、职业学校等）、家庭和社会等相关责任主体；教育内容主要包括职业认知教育和自我认知教育，其中，职业认知教育包括职业通识学习、职业种类判断、职业特征识别、职业技能观察与实训等，自我认知教育包括自我兴趣专长的觉察、自我职业理想的树立、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初步确立、个人与职业关系的科学审视等；教育目的是指导和帮助受教育者能够更加科学、清晰地认知自我、认知职业，进而为未来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二）理论之维：生涯发展等理论指导下自我概念与客观现实相统一的动态引导过程

  思想是理论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论是高度情境化的，在新的社会发展情境和职业环境中，职业生涯相关理论都应该被重视并进行科学审视。从职业启蒙教育起源、形成和发展等演绎轨迹来看，生涯匹配、生涯发展、生涯决策等理论对其发挥着重要的思想指引和学理支撑作用。一是帕森斯的人—职匹配理论。帕森斯提出“人—职匹配理论”（也被称为特质因素理论）主要是为了缓解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前的矛盾，是最早的生涯辅导理论。其基本前提是：“每个人都有一系列的特性，并且可以客观而有效地进行测量；为了取得成功，不同职业需要配备具备不同特性的人员；选择一种职业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过程，且人—职匹配是可能的；个人特性与工作要求的匹配程度越高，职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总体来看，人—职匹配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素匹配，即“活找人”；另一种是特性匹配，即“人找活”。二是霍兰德的职业类型理论。该理论也被称为人格类型理论或职业兴趣理论，是霍兰德在帕森斯“人—职匹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霍兰德将职业性向划分为六种基本类型：现实型（R）、研究型（I）、艺术型（A）、社会型（S）、企业型（E）和传统型（C），并设计出一个平面六边形来阐释相关观点。总体来看，该理论将个体特质与职业兴趣相结合，探索了个体的职业性向分类，提出了职业兴趣的人格观，升华了人们对职业兴趣的认识。三是金兹伯格的职业生涯阶段理论。其认为个人的成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程，职业选择过程中至少存在现实因素、教育过程、个体应对环境的情感因素、个体价值观四个显著变量。在此基础上，其将生涯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幻想期（出生至 11岁）；试验期（11~18岁），其中又分为兴趣阶段（11~12岁）、能力阶段（13~14岁）、价值阶段（15~16 岁）和过渡阶段（17~18 岁）；实现期（18岁之后），该阶段又可分为探索阶段、结晶阶段、专精阶段。从某种视角来看，该理论对发展心理学的一般概念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同时又深受弗洛伊德人格发展模式的影响。四是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舒伯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结合发展心理学、社会学、现象学、测量学等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生涯发展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一些基本的假设论述，最初是10条，后来扩展为 14 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舒伯生涯发展理论是碎片化的，是由不同部分组成且未能形成一个整体，但这些假设主要分属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学和人格理论四大领域。舒伯将个体生涯发展划分为五个连续的阶段，即：成长期（0~14 岁，也称儿童期）——探索期（15~24岁，也称青春期）——建立期（25~44岁，也称成年前期）——维持期（45~64岁，也称中年期）——衰退期（65岁以后，也称老年期），每个阶段均有属于自己的特定任务。此外，舒伯认为生涯发展阶段（生命广度）和生活角色（生活空间）是深度关联、交叉融合的，并绘制出多重生涯角色共同发展的优美图形，称生涯彩虹图。同时，舒伯还提出“自我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发展和实现自我概念的过程”。由此可见，自我概念是真正引导生涯发展和角色选择的核心要素，是贯穿生涯广度和生活空间的核心变量。

  （三）目标之向：帮助个体形成职业认知、树立职业理想、习得职业技能和规划职业道路的育人活动

  目标是我们发展的愿景和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持续向前的动力。职业启蒙教育作为一项以育人为根本任务的能动性社会实践活动，显然具有明显的主观性、明确的方向性和清晰的阶段目标。换言之，职业启蒙教育从它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因此，当前相关研究在对职业启蒙教育概念内涵进行阐述或界定时，都是围绕职业启蒙教育目标内容展开的。一是职业启蒙教育内容设置目标。陈鹏、李蕾认为职业启蒙教育要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职业认知、培养职业理想、养成劳动习惯、习得职业技能。刘晓、黄卓君则认为职业启蒙教育应以识别职业特征、判断职业类型、习得职业技能、树立职业道德、规划职业道路为基本内容。吉标、杨旭认为职业启蒙教育是以完善学生职业认知、培养职业情感和养成基本职业习惯为目标的育人形式。李名梁、庄金环提出职业启蒙教育相关育人活动要建立在个体对职业基础知识、职业基本技能和职业基本道德的学习、参与和体验的基础上。由此，职业启蒙教育内容主要围绕提高职业认知、培养职业理想、树立职业道德、习得职业技能、规划职业道路等方面展开的。二是职业启蒙教育价值功能目标。田静、石伟平将职业启蒙教育定位为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预备教育，是帮助学生进行生涯探索的重要途径。陈鹏、庞学光也将职业启蒙教育阐述为职业准备教育的预备教育。此外，刘海霞认为职业启蒙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初步了解和认识社会职业，激发学生基于自身职业认知、兴趣专长、客观条件等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进行思考。吴楠等人认为职业启蒙教育能够培养中小学生职业意识和职业理想，能够指导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职业选择观和价值观。张婷认为职业启蒙教育能够促进个体增进自我了解，体认现实世界和职业生活，使个体具备良好的职业意识、职业态度和职业精神，帮助个体自主培养和提高职业能力（或职业素养），进而能够为未来职业生活做长期准备。不难看出，职业启蒙教育价值功能主要着力点在预备教育、个体职业素养、个体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综上来看，职业启蒙教育目标指向是以提高个体职业发展能力为终极价值取向，横跨技术、教育、社会三大层维，纵贯学前教育、基础教育等多个教育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构筑起个体主动发展职业能力的人才培养链条。而从教育链来看，职业启蒙教育应是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深度融合体，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责任主体应高度协同，在推进职业启蒙教育有序进阶的过程中有序提升个体职业发展能力，并为其科学应对未来职业发展挑战做出积极准备。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核心概念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该是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括人的需要、劳动技能、社会关系等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描绘的理想的人类生存状态，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价值基础。从马克思主义教育观来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职业启蒙教育存在多重意涵指向。首先，人是职业启蒙教育的出发点。在马克思诸多手稿及经典著作中均阐明，人是实践活动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提升个体职业发展能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目标的职业启蒙教育，无论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去探源，还是从教育本质属性层维去考量，只能以人为出发点。其次，人的需要和能力自由全面发展是职业启蒙教育的落脚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能力、社会关系和个性等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的。在某种意义上，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均是由需要引起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在不断产生需要、追求和实现需要、再产生新的需要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此可见，个体接受职业启蒙教育是基于自身生存、享受和发展等多层维需要的，而自由发展能力则是其满足或实现这些需要的手段。再次，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职业启蒙教育的着力点。从某种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则指的是个人个性的充分发展和个人能力的多向性发展，这也是个人发展的最高阶段。此处的个人个性通常包括个人倾向性特征、个人心理特征、个人社会人格特征等内容。在此语境下，个人的个性发展越充分，其社会化程度就会越高，独立自主性、自由自觉性、自为发展性和能动创造性就会越强。因此，促进个人个性充分发展，是职业启蒙教育高质量育人的着力点，也是职业启蒙教育实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本质性规定。最后，人的社会关系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职业启蒙教育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网上的纽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换言之，个人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着其发展的方向和高度、能力的形成和展现。当个人社会关系得到全面丰富时，也就意味着其不仅仅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还是其与他人或群体产生相互关系的社会性存在，还意味着其已经摆脱原有社会关系带来的种种局限和层层约制。此时，个体的发展也完成了由不全面到全面、不成熟到成熟的质的跨越。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要内容和建设技能型社会基础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已然成为全面丰富个人社会关系、推动个人持续社会化的关键方式。

  职业启蒙教育是一项复杂、系统、动态的社会性实践活动，理念多重叠加、主体多元共生、管理多链融合、要素多维聚变，横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是一个多环互连、多维嵌入、多段耦合的内生性有机统一体（图1）。

  从静态横截面视角来看，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三大循环逻辑架构之上的。一是“技术、组织、社会化”三维视角层次上的核心要素的一般性框架。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无论是概念层次，还是构成要素，都离不开技术、组织和社会化这三个核心要素，具体表现为：首先，职业启蒙教育是基于技术的使用和技能的实训，如，设施设备操作和运维技术、职业工种技能实操技术、新职业新岗位催生的新技术等。掌握并高精度运用技术，不仅是个体胜任岗位职责的基本要求，还是其得以生存立命、持续发展的基本能力。缺失技术层维或要素的职业启蒙教育，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启蒙教育。其次，职业启蒙教育要求对当前教育体制结构、组织模式、育人流程、评价方式等进行改革和创新，并能够基于育人实际需要创建出新的模式或方式。如，职普深度融通背景下职业启蒙教育体制机制、跨学校联合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组织架构、多学段职业启蒙教育贯通体系等。最后，职业启蒙教育是以提升个体职业发展能力、促进个体持续社会化的实践活动，进而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无论是个体适性成长、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还是职业启蒙教育价值链条延伸和育人生态重塑，均是在社会化中完成和实现的。二是“人才链、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四链有机衔接、融合发展基础上的动态循环。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随着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深入推进，围绕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进一步厚植人才链并实现四链衔接、融合发展，逐渐成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引培高精尖技术后备人才的重要途径。基于此，以人才链为总牵引，进一步优化教育链、激活创新链、服务产业链，充分发挥好教育链聚智、创新链聚力、产业链聚能并实现“四链”深度有机融合和良性循环发展，进而聚力打造具有领域特色、专业特质、职业特点和个人特性的职业技能人才集群。三是“政府、学校、家庭、行业企业和社会”五体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协同育人机制。从宏观视角来看，职业启蒙教育绝不仅仅是学校一方的事，也不可能是教育自身就能完成的，需要全社会视角下的政府、学校、家庭、行业企业、相关专业组织或社会团体等密切配合、协同攻关。此时，我们应持有如下基本观点：一是这些主体都是职业启蒙教育本身，并非外在嵌入性元素；二是这些主体之间存在多向性关系，而且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创新性；三是这些主体应具有较强的育人共识性和身份认同性，且主体能够清楚自身的角色定位、资源条件、协同基点和自身局限等。只有如此，各主体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协同共育。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来看，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是一个具有嵌入性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在此语境下，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相关主体或组织行为的嵌入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制度性嵌入。制度嵌入性是嵌入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家为促进目的的达成而通过政策工具引导和规范主体行为的一种方式。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白准确地提出：“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2022年5月，新修订实施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由此可见，党中央、国务院的顶层文件和职教法律条文为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二是结构性嵌入。结构性嵌入通常是指组织网络或合作关系中相关主体的身份及其在组织或关系中的所处位置或具体地位。由此，从主体身份来看，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涉及政府、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幼儿园、中小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等）、家庭、行业企业、社区、专业研究机构等多个主体进行适性嵌入；从教育结构来看，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需要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互融互通，在办学形式、管理体制、教育类型、教育层次等方面进行调节嵌入。三是关系性嵌入。从基本词义来看，关系性嵌入指的是为达成或实现组织目标而建立并形成的一种或多种合作关系。就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而言，尽管相关主属不同领域、身份角色不同、育人形式各异，但彼此间却需要互适嵌入、紧密配合和协同发力，方能推进职业启蒙教育高质量发展；尽管相关构成要素散布在不同教育层维和育人链条，但都是构成职业启蒙教育活动必不可少的基本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嵌套交织的。因此，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体性教育，需要在政策制度、行为主体、体制结构和合作关系等方面实现多维适性嵌入，进而形成科学、高效、可行、动态、长效的发展支持机制，如战线力量协同机制、主体进入退出机制、供需对接动力机制、高效便捷协调机制、智能周到服务机制、育人质量保障机制、精准适应评价机制等。

  耦合实则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体系通过各种方式相互影响的现象，其中，良性耦合则是在系统之间形成要素、结构、功能和模式的匹配，使系统相互协调从而提升运行效率。在此视角下，以育人为根本任务的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实则是多个系统或体系的有机统一体，需要在多个方面实现良性耦合。一是学段层级耦合。从当前教育学制来看，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横跨学前教育阶段、初等教育阶段和中等教育阶段，其中，中等教育阶段又分为初中阶段教育（包含初级中学、职业初中等）和高中阶段教育（包含普通高中、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纵向上学段应相互衔接、进阶有序，横向上学段应互融互通、协调发展，促进要素在多个学段或系统之间能够有序流动、优化配置，充分体现出学段目标、学段功能之间的顺序性、连续性、进阶性。二是目标序列耦合。基于教育发展和个体身心成长等客观规律，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育人目标呈现明显的整体序列性，是个体适性成长发展并能持续优化的动态过程。具体来看，学前教育阶段侧重职业体验、角色扮演和陶冶职业理想；小学低年级段侧重职业感知并形成正确的职业认知；小学高年级段侧重职业认知基础上的自我认知，并能够自我觉察并形成初步评价；初中教育阶段侧重以榜样为目标进行职业探索，能在总结自身兴趣、专长、能力等综合性条件基础上对未来职业发展做出大胆想象；高中教育阶段侧重在职业认知、自我认知和职业探索的基础上，能够对未来职业发展做出清晰定位并初步提出实现路径。三是内容编排耦合。从学段目标、学段功能的整体架构来看，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在知识内容编排上依次是：职业体验阶段，主要有职业通识体认、职业角色扮演、职业理想陶冶等；职业感知阶段，主要有职业分类、职业意识培养等；自我认知阶段，主要有自我觉察、自我职业发展能力评价等；职业探索阶段，主要有典型案例示范引领、自我未来职业发展初设等；职业规划阶段，主要有职业发展目标设定、实现路径设计等。四是动力进阶耦合。从系统论视角来看，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动力机制或系统至少经历动力激发、动力合成和动力保障三个阶段。从中微观层面来看，其主体动力因子主要有政府统筹力、学校执行力、家庭协同力、行业企业拉动力和专业研究机构支持力等。聚焦到学校层面而言，其动力因子主要有育人理念引导力、设施条件支撑力、内涵发展自驱力、育人成效影响力等。基于此，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动力进阶是在教育与经济、产业、社会发展等多个系统的内外部动力因子推动下实现效益最大化并达到动态平衡。

  党的二十大做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应在以下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尊重客观规律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利用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做好事情的前提。基于此，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工作，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党对职业启蒙教育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加强党对职业启蒙教育工作的统筹管理。相关责任单位党委要把职业启蒙教育纳入议事日程，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熟悉、关心和研究职业启蒙教育，政府相关部门要对本行政区划的职业启蒙教育工作进行督导。以政府为统筹主体，学校为实施主体，成立跨系统、跨部门的职业启蒙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做好统筹协调，抓好推进落实。二是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面临的复杂形势。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业态新行业新职业新岗位不断涌现，这对人的职业综合素养和职业主动发展能力等均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由此，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必须准确把握新形势、主动适应新变化、全面服务新常态，从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和全面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大逻辑出发进行布局和发展，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国家人力资本素质和职业素养打好基础。三是坚持按照人才培养客观规律和职业启蒙教育新趋势，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应坚持教育发展、学校办学、个体身心成长等客观规律和职业启蒙教育发展新趋势，高度自觉地顺应客观规律、把握客观规律和利用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各地各校应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和现有育人基础，构建符合发展实际、精准对接需求、解决实际难题的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育人体系，扎实、有序推进职业启蒙教育相关工作，力戒机械盲从、急于求成、假大虚空。四是持续深化职业启蒙教育改革，拓展发展能动空间，释放发展新动能。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应聚焦持续延长受教育年限、全面释放人力资本潜力、科学积蓄优质人力资源等方面对人口要素进行全链条开发和利用，进一步激发质量型人口红利，巩固质量型人口红利主导之势。

  体制机制是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概念，兼具指导性、约束性、规范性和程序性等鲜明特性，蕴含着社会价值、承载着组织目标和彰显着运行秩序。不同领域和行业都会有相应的体制机制，职业启蒙教育自然也不会例外。一是建立多主体协同机制。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职业启蒙教育工作府际联席会议制度，由教育、财政、人社、工信等多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教育部门为牵头单位，承担联席会议组织联络和协调等日常工作。健全政府统筹协调、学校推动实施、家庭主动尽责、行业企业有效支持、研究机构专业引领的跨系统、跨部门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推动各主体同心同向、同频共振，进而汇集各方资源力量、凝聚发展强大合力。二是健全工作体系。牵头单位应进一步健全工作链条，逐级压实各责任主体工作职责，实施清单式明责、精细化履责、全方位督责结合；成员单位应进一步制定并细化职业启蒙教育政策举措，整合力量、抓住关键、科学施策、精准发力，积极主动抓好职业启蒙教育各项工作的落实；各责任主体应进一步拓宽系统之间、部门之间沟通渠道，促进信息互享、资源共用、政策兼容，建立职业启蒙教育长效沟通机制和资源优化整合机制。三是细化落实机制。重视加强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协同创新，构建上下联动、纵横贯通、内外合作的职业启蒙教育推进落实机制和协同攻关机制；探索建立“标准省统、县管校用”的落实机制，牵头单位应进一步协调成员单位及专业力量，从省级层面加大职业启蒙教育相关标准规范体系机制的研制，为相关责任主体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提供政策支持和规范指导；加快建立科学评价机制，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激励、调节和导向作用，注重系统整体推进，注重落地见效和辐射带动。四是完善育人方案。进一步拓宽职业启蒙教育人才培养的覆盖面和终身度，把优质人力资源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引导各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于新业态新行业新职业不断涌现，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及时调整育人方案、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加强职业启蒙教育标准化建设，对场地设施、教学设备、师资人员、行业企业相关资质等严格把关，并定期进行达标性审核；依托区域特色资源和学校优势专业，加快建设和培育一批职业启蒙教育示范校和示范教学点；支持具有相关资质的行业企业开展或联合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加快建设一批职业启蒙教育实践教学基地，对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企业行业给予金融、财政等支持和税费优惠。

  当前，我国职业启蒙教育育人工作仍存在诸多短板弱项。一是提高重视程度。各责任主体进一步加强学习、深化认识、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和积极行动，坚持系统观念，树立全域“一盘棋”思想，真正做到认识上心、任务上身、责任上肩、措施上手、工作上劲，切实将职业启蒙教育工作从纸面落实到地面、从脑海认知转向实际行动，将职业启蒙教育真正纳入区域发展格局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架构中。二是持续增加投入。投入是支撑职业启蒙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投资和重要物质基础。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科学提高”的原则，持续增加经费投入，相关主体在编制财政年度预算时，应充分考虑职业启蒙教育的实际需求，合理配置专项经费；加大职业启蒙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动设备转型升级，拓宽职业启蒙教育多维空间；加大职业启蒙教育研究投入，鼓励和支持围绕职业启蒙教育开展基础性、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研究；适当提高相关人员薪酬水平，提高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三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大教师引培力度，着力建设一支“业务技能精湛、专业门类齐全、年龄结构合理、专兼有效兼顾、流动适度有序”的师资队伍；分区域、分批次系统开展针对性师资培养培训，切实提高教师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加快组建职业启蒙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及“省—市—县—校”四级职业启蒙教育师资库。四是推动区域探索。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和主动作为，设立职业启蒙教育实验区，用改革的办法、实践的方式去解决职业启蒙教育中的问题，在思想引领、政策支持、资源配置、服务供给和环境营造等方面实现先行先试，进而开辟职业启蒙教育新空间、构建区域职业启蒙教育共同体，真正实现“百花齐放满园春”的发展格局。五是优化资源整合。摆脱地理区位、系统战线和职能部门的路径依赖，引导资源要素在区域、系统和府际之间合理流动，实现全域资源的紧密联动和动态平衡；探寻责任主体利益诉求和职业启蒙教育工作需求的精准对接和动态平衡，进一步激发各责任主体资源整合的协作动力，真正实现资源共享、设施共建、空间共用，让每一处资源都充满育人的智慧、温情和善意。

  2022年 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白准确地提出：“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态的引领作用。”习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战略性要求。由此，依托数字科技，坚定推进职业启蒙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重塑职业启蒙教育育人生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和发展规律。一是加快建设职业启蒙教育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以服务师生、学校和社会为重点，以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为基础，以政府、学校、家庭、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为协同主体，加快建设职业启蒙教育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增强优质资源供给，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对所有学段学生进行全覆盖；依托平台资源及相关数据，积极探索职业启蒙教育网络化、数字化和智慧化的管理机制和育人模式，探索建立“国家—省—市—县—校”五级贯通平台体系，切实增强职业启蒙教育在现实实践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二是大力开发优质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充分依托教育系统优质资源，科学发挥全社会综合优势，持续强化职业启蒙教育优质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应用，把各地各单位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特色资源、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等用数字化手段呈现出来，持续提高优质资源的共享度和受众面；着力打造一批国家级和省级职业启蒙教育精品课程，建立职业启蒙教育优质资源库，以此形成职业启蒙教育精品课程、优质资源库的专业规范标准和应用开发模式。三是接续推进职业启蒙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责任主体应组织专业力量对职业启蒙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系统研究和实践探索，全面推进职业启蒙教育与数字教育相融合，科学谋划职业启蒙教育“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数字化升级”阶段跃升，探索职业启蒙教育数字管理模式，全程动态跟踪学生学、教师教、学校管、家庭协、行业企业助和研究机构引的能力和水平，重塑职业启蒙教育新生态。四是防范化解职业启蒙教育数字化转型潜在风险和危机。秉持“技术服务于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扼守平台安全、运维安全和数据安全等安全底线，把好资源入口关、质量关、监测关和舆情关，防范由职业启蒙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教育成本和受教育成本增加、在追求教育公平中衍生新的不公平等风险，加强职业启蒙教育数字化转型制度建设和风险预警及处置机制建设等。

  职业启蒙教育是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职业启蒙教育研究工作是我国人才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职业启蒙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具有重要的支撑、驱动和引领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强化科学研究对中小幼一体化职业启蒙教育育人工作的引航、聚智、启慧等重要价值，为推动我国职业启蒙教育育人工作更高水平发展提供有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一是促进理论创新，丰富完善职业启蒙教育理论体系。始终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持续深化职业启蒙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科学探究中国式职业启蒙教育理论、制度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加快构建中国式职业启蒙教育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育人体系。二是做好决策咨询，全面提高服务决策能力。瞄准人才强国建设、技能型社会建设等国家战略部署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实需求，把握国际竞争、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人口结构变化等新形势，强化预研预判，积极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基础性、应用性、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持续性研究，创新决策咨询服务方式，增强决策咨询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助学、助教、助政、助管和助用的能力和水平。三是精准指导实践，推动解决职业启蒙教育实践问题。围绕职业启蒙教育热点难题堵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在关键领域、重点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加强调查研究，深入职业启蒙教育实践一线，访困访需访技，掌握第一手资料，寻求破解实践难题的有效策略和方法；充分的发挥地方和相关责任主体的实践主体作用，结合实际联合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改革实验。四是发挥专业优势，扎实做好政策宣讲、舆论引领、知识普及系列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特别是职业启蒙教育政策宣讲工作，主动释疑解惑，及时回应关切，扩大政策知晓度，推动政策落地落实；密切关注职业启蒙教育相关热点问题，对职业启蒙教育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进行预测性、提示性、动态性和反思性研判，及时引导舆论导向；组织专业力量和搭建多种平台，传播职业启蒙教育思想理念，普及职业启蒙教育科学知识，提升全民职业综合素养和职业主动发展、终身发展能力。